作者：楡林头人

　　刑事辩护中，面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及其亲属时也有一种谈判。他们除了向你咨询问题外还会向你提诉求。你对这些要求的答复往往决定是否建立委托关系。我们能做到那些，那些又是我们不能做到的，要向他释明。一面尽量想法让他的合法利益最大化，一面要对其不可能实现的诉求做解释。使其明白其诉求客观上没有可行性。

　　有的当事人会直接提出“诉辩交易”。一般是体现在是否认罪上。他们自己会提出何罪可认，何罪不可认，认了是什么结果，或者是想达到什么结果。法院有时候也会提出这样的意思。让某当事人认罪，或者是认那条罪，那么可以在刑期上考虑轻点儿。侦查阶段初次会见一般谈不到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时机合适可以谈，但我们不能强加于他。一定要晓以利害。因为认罪律师不能代理。可以告诉他们“技巧性”的认罪。如该行为的性质在法律如果是犯罪，我就认；如果不是，请法院依法裁判。

　　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属于定性方面的认罪。有时候律师、检察官还在争论。只不过现实中，法院以传统观念就这么审，就按有罪定了。要较真的话，那还真不一定能定。搞专业的人都搞不清的问题，非逼着让被告认罪，确实是挺难为被告人的。 因为被告大多是不懂法的，现在新罪名也多。有时候连错不错都不知道，更何况罪与非罪了？界限都不是十分清楚的。这个认罪应当表明：如果说一个搞法律专业的人认为这是犯罪的话，那么我认罪。如果我懂得这是犯罪，可能就不这么做了。现在有好多新型罪名，律师也是第一次遇到，法官也没有办过，非让被告认罪。 专业人士还在争论，就让被告人认罪，认了，将来案子就不好申诉。 

　　再就是事实上的认罪。看有没有这个事。有没有要看证据。如张某猥亵儿童罪，就属于事实上认不认罪的问题。关键的事实证据是有没有摸这个女孩儿？要是摸了，肯定够罪。他也知道这是错的，是犯罪，都清楚。那么就是有没有这个事的问题。在事实上让他认罪，可明显证据不足。要是法院说：如果认罪，在量刑上会从轻考虑，比如判缓刑。那就把这些都给被告人讲清楚。有的罪名当事人不是很计较。有的罪名就不行。像这个罪名，五十多岁的人，又是在农村，认了这个罪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后半辈子简直就生不如死了。最后要由其本人定。

　　律师和公诉人也有谈判。检察院的起诉、抗诉也会觉得有些不是很充分，但是又不能撤。所以会给律师商量好，庭上不要太较真儿，避免刺激，法院判个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法院也愿意这样，你们都别让我为难。这是中国的现实。司法审判不独立。

　　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会遇到相关证人，如果是律师找来的证人，首先要告知其法律风险。告知过程中也是谈判。要让证人明白拥有的权利，应负的义务和作证的风险。避免为了救一个害了另一个。这也是中国证人保护制度极不完善造成的。而且我们现在的社会，政府没有公信力，律师还有什么公信力？

　　刑事案子的法律谈判贯穿始终，涉及方方面面的。所以说法律谈判的概念是个大概念。也是让律师有这个意识。认为办刑事案子就不涉及谈判问题了。不是那么回事。应该要有个大的法律谈判意识。

　　至于谈判的技巧就不想说什么。我觉得三十六计，孙子兵法，讲的都很好。像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兵不血刃等都是最高境界。一句话，谈判就是让你的意思被别人接受。看着是个说服，说服本身就是你代理的利益或者说委托人的利益就实现了。谈判成功有的是说服，有的是压服的，有的是妥协的。